ChatGPT的问世标志着大型语言模型的飞跃，它带给人们新鲜感的同时，也引发了恐慌与焦虑，这似乎预示着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的工作能力是否可与人类相比？人类的创造力可以被替代吗？袁越在《人类的终极问题》中，以现代艺术家徐冰为对象，从艺术创新入手，分析了创造力的五个阶段，一窥创造的真谛。

人类的创造力是从哪里来的？创造力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关键的特质，只要搞清楚创造力来自哪里，就能够明白我们为什么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关于创造力的讨论一定不能只限于科技，而把人文艺术拒之门外，因为创造力涉及几乎所有的领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徐冰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创造力的现代艺术家，从他的故事里我们可以一窥创造的真谛。

文 | 袁越

如果徐冰早生 20 年的话，一定会让美国心理学家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激动不已的。这位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前系主任被公认为创造力研究领域的鼻祖之一。他于 1976 年撰写了一本名为《创意洞见》（TheCreative Vision） 的 书，提出了著名的“创造力五阶段说”。《天书》的创造过程和这套理论的契合度非常高，简直可以作为该理论的一个最佳解释范本。

根据这套理论，创造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准备期，即通过知识积累和技能储备，为创造力的爆发做好准备。这一条很好理解，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每一个领域都已经历过长时间的知识积累，任何人想要在任何领域做出创造性贡献，首先必须把前人积累的基本知识和核心技能都尽数掌握，否则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徐冰早年间学习美术的经历，尤其是他在版画方面的知识积累，是《天书》创作的先决条件。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徐冰当时的职位，因为在版画创作方面小有成就，他在《天书》出来之前就已经在中国艺术圈有些名气了，这让他获得了在美术馆举办展览的机会，《天书》正是借助这个机会首次公之于众的。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一般人即使想出了这个创意，也很难获得大众的认可，这就是当今社会的现实。

从这个理论可以得出一个推论，那就是儿童是不具备创造力的。很多人对此有误解，以为孩子们的大脑像一张白纸，最有可能画出全新的图画，但实际上真正的创造力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儿童在任何领域都缺乏最基本的知识储备，偶尔冒出的小火花只能被视为一种有趣的小想法，不能称之为创造。

第二阶段是酝酿期，各种想法在创造者的潜意识里翻腾，但好的创意尚未出现在主观意识当中。希斯赞特米哈伊相信，所谓创新就是一种此前未曾出现过的神经连接方式，正是因为它不同寻常，所以这样的连接非常罕见，不会出现在一般人的大脑中，即使出现了也会被大多数人的主观意识拒绝。所以这个酝酿期非常重要，只有在一片混乱之中，不寻常的连接才有可能被建立起来。

徐冰在中央美院教书期间听过的很多艺术讲座，读过的各种先锋艺术书籍，甚至他和朋友们组织的“侃协”，都可以被视为《天书》的酝酿期。这段经历让他开始思考艺术的本质，年轻的他找不到答案，这让他感到困惑甚至痛苦，但正是这样的潜心思考，为《天书》的出现做好了铺垫。

《天书》，徐冰

徐冰的另一件重要作品《背后的故事》同样体现了酝酿期的重要性。从正面看，这件作品似乎只是一幅镶嵌在橱窗里的中国山水画，所有细节栩栩如生，几可乱真。但如果观众绕到橱窗的背面，就会发现这幅画其实是用一堆碎纸、麻丝和小木棍等杂物粘贴而成的，当背光打到这些杂物上去时，就会在正面的毛玻璃上形成一幅明暗相间的影像，这就相当于用光绘制了一幅中国山水画的复印版。

如此美妙的创意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徐冰对此也很好奇：“我自己也很想搞清楚灵感的来源，于是我开始记笔记，记录下我在产生某个想法的时候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周围环境是怎样的，得到这个想法之后我的思维又是怎样发展的，等等。记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灵感的出现取决于脑子里对于某个问题的关注度到底有多强。如果我在一段时间里一直在琢磨某件事情，灵感往往就会出现。如果没有这种思维的紧张感，以及思考问题的紧迫度，灵感就不会来。”

《背后的故事》系列作品是 2004 年徐冰受柏林美国研究院的邀请，在柏林做为期两个月的在驻艺术家期间完成的。此行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德国国家东亚博物馆完成一个个人作品展，徐冰前往该馆考察，发现博物馆展厅四周有很多现成的大玻璃展柜，徐冰决定利用这个特殊的空间做点什么。为了寻找灵感，徐冰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柏林的历史，发现这家博物馆在“二战”期间丢失了九成左右的藏品，大部分被转移到了苏联。“二战”结束后博物馆跟苏联有关方面交涉，试图要回这些藏品，却遭到了后者的拒绝。

《背后的故事：仿大痴山水图》，徐冰

在介绍完这些藏品的历史后，博物馆副馆长对徐冰说，这只是这些藏品在“二战”期间的遭遇，在那之前它们肯定还有更多的故事不为人知。这句话给徐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正巧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去另一座城市，转机时他走过机场的办公区，无意间看到一株盆栽植物在毛玻璃上留下的影像，看上去很像中国画的晕染。就是在那一刹那，徐冰的脑子里出现了博物馆的那些巨大的玻璃柜，以及那些丢失的东亚绘画，他立刻想到可以用毛玻璃投影的办法复原那些丢失的东亚绘画，灵感就是这么来的。

此事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个做法只适用于东方绘画，因为西洋画是有固定焦点的，而东方绘画是散点透视的，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大块平板毛玻璃上通过光影加以复原。这个案例再次说明了准备期的重要性，一个只熟悉西洋画的西方艺术家是很难想出这个点子的。

“灵感很多时候看起来是偶然的。如果博物馆的空间不是那样的，我就不会有这个想法。如果没有柏林的那段历史，我看到机场的毛玻璃也不会有那种反应。”徐冰对我说，“但是，正因为我当时一直高度专注地沉浸在这件事当中，再加上我对中国画非常熟悉，于是当我在机场看到那片毛玻璃时，我脑子里所有和这个想法相关的知识储备才会在一瞬间被调动起来，最终产生了那个灵感。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说，艺术一定是诚实的，一个艺术家的整体质量和个人修养肯定会不折不扣地反映到他的创作当中去。”

在这个故事里，徐冰在机场的灵光一现就是创造力的第三阶段，希斯赞特米哈伊称之为“洞悉”（insight）。也有人喜欢称之为“啊哈时刻”（aha moment）或者“尤里卡时刻”（eureka moment），后者显然是指阿基米德在澡盆里想到称王冠的方法后光着身子冲出家门，一边跑一边高喊“Eureka ！Eureka ！”（希腊语的意思是“我找到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个时刻代表了创造力的某种神秘特质，仿佛有如神助一般，可遇而不可求。但徐冰的例子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洞悉时刻并不神秘，自有其内在规律可循。

大多数关于创造力的讨论都停止于洞悉时刻，但希斯赞特米哈伊认为事情还远未结束，创造的过程还需要两个阶段才能完结，这就是评价期和精心制作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阶段才是创造力的关键所在。

顾名思义，评价期就是对某个创意的好坏做出判断。希斯赞特米哈伊认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可能想出一个新奇的点子，但在大多数时候，这些想法都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是错误的，一个富有创意的人和普通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能迅速地对某个新奇的想法做出评价，判断出自己到底是应该继续探究下去，还是赶紧忘记它，另起炉灶。

这个能力对于科学家来说尤其重要，因为科学研究耗时耗资，判断准了方向经常意味着成功了一半。比如，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德国化学家曼弗里德·艾根（Manfred Eigen）声称，他与缺乏创造力的同事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他能分辨出一个问题是否可解，同事们不能，这就为他节省了大量时间，避免了许多错误的尝试。

除了创造者的自我评价之外，他人的评价也很重要，毕竟创造力的核心定义就是这个创意是否有价值，这一点肯定不光是由创造者说了算的。科学方面的创意好办一些，毕竟科学标准相对客观。举例来说，有很多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年少成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两门学科的评判标准是所有科学领域当中最客观的，几乎没有模糊地带，年轻人不太会受到学术权威的打压。相比之下，心理学家就很难年少成名，因为心理学是一门高度弥散的学科，评价标准带有较强的模糊性，绝大多数心理学家都需要笔耕不辍很多年，熬成该领域的权威后，他的创新理论才会被学界接受。

对于艺术家来说，公众评价就更重要了，因为艺术的评判标准远比任何一门科学都要模糊得多，很难用一套标准算法计算出来。比如，曾经有位名叫哈罗德·科恩（Harold Cohen）的英国画家设计了一套电脑作画程序 ARRON，由它创作的电脑画在泰特美术馆等多家艺术场馆展出过。很多不明真相的人把 ARRON 视为人工智能的杰出代表，但实际上 ARRON 并没有自我评价的能力，它作画的每一个步骤都要由科恩来做出取舍，最终送展的作品也是由科恩挑的，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同理，很多人曾经试图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写作程序，最后发现电脑最擅长写诗，却写不了散文，原因就在于人类习惯于阅读语义模糊的诗歌，对于诗歌作品的评判标准要宽松得多，散文就不行了，所以至今没有任何一种写作软件能够写出漂亮的散文。

英国画家哈罗德·科恩设计的电脑作画程序ARRON正在画画

对于人类艺术家来说，如果从事的是针对普罗大众的商业艺术还好办，只要看票房或者销量就行了，而像现代艺术这种相对小众的艺术形式就需要一点运气了。希斯赞特米哈伊曾经采访过一位现代艺术家，发现他之所以突然变得很有名，完全是因为他在一次酒会上结识了一个有钱人，后者出大价钱买了一件他的作品，艺术市场立刻跟进，大幅度提高了他作品的售价，他就这样成功了。

徐冰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但他身上有三点特质非常醒目。第一，徐冰比较注重个人形象的塑造，比如他常年戴一副圆眼镜，这已成为他的个人商标，甚至他的工作室门外的铭牌上都不写文字，只用一个圆眼镜图标代替，这就让公众更容易记住他。第二，他对媒体的态度非常友好，尤伦斯个展期间有无数记者申请采访他，他尽可能地接受，慎重地选择谢绝，这一点非常难得。第三，他很善于为自己的作品做总结，接受采访时经常会爆出金句，方便记者写出有深度的稿子。这三个特质使得徐冰在媒体圈的口碑极佳，这就让他的创意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最后，好的创意往往还需要经过精心制作才能完整地呈现出来，任何一位写作者对这一点恐怕都不会陌生。徐冰自然也不例外，他的《天书》花了将近 4 年的时间才大功告成。正因为如此，这件作品的制作工艺堪称完美，为这个创意的成功提供了很大帮助。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最著名的大概要算是《物种起源》了。达尔文很早就有了自然选择的想法，但他并没有立刻写篇论文发表出去，而是花了 20 年的时间不断完善这个创意，这才成就了《物种起源》的精彩。此书出版后遭到了很多宗教界人士的攻击，但反对者从书里挑不出明显的硬伤，这一点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之所以获得成功的关键之一。

当然了，并不是每个人的每次创意都要经过这五个阶段。有些创意一旦想出来就等于成功了，不需要经过最后这个精心制作的阶段。还有一些创意没有经历过酝酿期就直接迎来了“尤里卡时刻”，或者说创作者的准备期和酝酿期连在了一起。因此后来有人将这一理论简化成了三个阶段，即知识储备、洞悉时刻和价值评估。

希斯赞特米哈伊本人则在“五阶段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名为“创造力三要素”。在他看来，创造力是一个系统的特征，不是某个个体的性质。一个配得上“具有创造力”这个形容词的想法或者产品一定是来自许多个创造力源头的协同效应，而不只是出自某个人的灵光一现。因此，创造力一定是来自构成系统的三要素之间的互动，即包含符号规则的文化、给某个领域带来创新的人，以及该领域中被认可、能证实创新的专家。大部分普通人只对第二个要素感兴趣，比如媒体常常把徐冰描绘成一个百年不遇的绝世天才，因为这么做能够满足人类对于英雄故事的远古偏好。但对于研究者来说，必须把这三个要素放在一起加以考量，否则是无法理解创造力的来源问题的。比如在徐冰的故事里，如果没有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那种文化氛围，以及现代艺术的独特运作方式，像徐冰这样的艺术家是很难出现的，更不用说取得今天的成功了。

*文章节选自《人类的终极问题》（袁越 著 三联书店2019-9）